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军在长春困守五个月，做垂死挣扎。对围在城内的革命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疯狂逮捕与屠杀；执行蒋介石的“杀民养军”政策，以致无辜人民饿、病而死者达十二万人，造成亘古未有的浩劫。当时，我任长春市市长。现将我亲身经历的见闻根据记忆，写述于后。

  从三月初到五月二十四日合围长春为止的五十几天内，长春的守军和党政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挣扎与活动。主要的有：

  蒋介石赋予郑洞国的任务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长春四郊的卡哨碉堡工事，我们大家都认为相当坚固。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关键在粮食。只要军粮民食充足，就能固守待援。因此，郑洞国决定趁还未合围以前，应以抢购军粮为最紧要的任务。除拨给东北流通券，由新七军、第六十军、保安旅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估计在这五十几天里，购囤军粮约三百万斤左右。新七军原驻长春，一九四七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第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则现购现吃。

  长春市政府所属公教人员和警察约有七八千人。我在就任之初已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三月四日就把南京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存在市内的一百万斤大豆买了下来，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

  在四月中旬，还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按当时统计的市内现住人口数和存粮数，市内存粮，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没有粮吃了。

  为了补充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士兵缺额，东北“剿总”命令吉林师管区司令部征兵。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看到在市内继续抓兵，不仅很困难，而且还会出乱子。他想出一着“妙法”——组织所谓“志愿兵团”。

  那时从松北五省广大解放区，以及从吉林逃亡流落在长春的大批地主富农分子麇集在“难民收容所”里。他们经常捣乱滋事，而且救济粮食也难以为继。

  大家都同意李寓春这个办法，由他电复东北“剿总”请准组织六个志愿兵团，拨下粮款。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和当地的地痞流氓，为了吃粮，都响应了李寓春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兵团”。

  李寓春令长春市政府也编组一个团。到四月中旬，居然编成了六个团，约七八千人。李寓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志愿兵团”成立大会。郑洞国、李鸿和我都曾出席这个大会讲了话。听说以后这些兵员拨交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大多数都被剔除退了回来，因为大部分人的年龄和身体都不合格。

  在编组“志愿兵团”的过程中，市府民政局的一个办事员徐某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又大事宣传一通，亲自给徐某家送匾，企图鼓励大家继续为反动统治卖命。

  当时长春是一个特务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在市区内的特务组织有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史祚炎高参办事处），中统局长春站，宪兵特高组，市警察局等。这些特务组织的狗腿爪牙，本已遍布市区各个角落，监视钳制人民的言行。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统特务头子安震东又接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的通令，举行一次所谓“防奸防谍”宣传周的活动。妄图大举消灭革命的地下组织，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在报纸上出版了一个“防奸防谍”特刊，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并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一次宣传动员大会。警备司令部还把国防部的命令通知各机关、学校、团体，要他们按科室为单位，编组“防奸防谍”小组，互相监督，联保连坐。

  郑洞国就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后，他就着手筹划恢复业已解放了的各县组织机构，企图以长春为根据，派出武装特务，骚扰解放区，要在解放区里“打游击”。由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按照他的意旨，拟定各县军政指导员办公处组织通则。

  规定对于已解放的永吉、九台、德惠、怀德、农安、盘石、桦甸、伊通、双阳等县，都派一个军政指导员。他的职责是组织，联系各该县地主土匪武装，对解放区进行袭击和骚乱。在正规军出击时，配合行动。此外，还把榆树、舒兰、扶余等县划为吉北区，设一个吉北区军政指导员，派省党部CC分子孟庆涛为指导员。这一挣扎活动，纯粹凭主观臆想，就没有什么客观现实的可能性。

  在三月初我刚到长春的时候，关内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业已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我对此感到焦虑，心想长春有一所长春大学，还有从吉林逃来的永吉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的学生，此外，还有十多所中学，学生人数近千人。如果在长春也展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那就很难维持秩序了。

  恰好，三月中旬智学礼到市府第一招待所来见我（智在一九四六年我第一次任市长时，曾充任过市府交际科长，后又担任过三青团吉林支团筹备处长春办事处主任），我很高兴地接见了他。这时，我才知道他现在长春大学念书。

  我问他在长春大学有多少党员和三青团员以及校内革命组织与活动的情况，他说：“员和三青团员约有二十多人，参加革命组织的人数也很少，大部分同学都是处于中立状态。”

  当时，我决定要他负责把这些反动党、团员组织起来，与进步学生作斗争。把学生的活动限制在学校以内，不让他们像关内一样扩大到市面上来。智学礼对我说，他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我叫他把能联系的反动党、团员在下星期天约集到我住处来吃午饭，我当面跟他们谈谈，他答应了。在下一个星期天，他果然带来近二十名长春大学参加反动党、团员的学生。在午饭前，我对他们讲话说：“目前局面艰困，需要大家团结起来，艰苦奋斗。”他们表示愿意听从我的指挥去努力。

  智学礼说明，根据学校的情况，目前第一步是夺取自治会的领导权；其次，是办一个刊物，针对地下革命组织出版的“红旗周报”，以中立姿态出现，而实质上拥护反动政府，反对，这样做才能够稳住多数中立学生，不让他们跟着革命组织的号召行动。

  我同意他们的办法，叫智学礼拟出具体计划，经我批准，把他们以战时政治工作总队长春大学分队的名义，向市政府按月请领经费。这样，他们就在长春大学内展开了许多罪恶活动。除了由智学礼出面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在宣传和理论上与“红旗周报”作斗争，这样，就达到了我的目的——把局限在学校以内，没有发展到市面上来。在长春大学内，还有军统、中统所布置的特务学生，智学礼等也是多方面联系的。

  围城前夕，在一次吉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提议组织一个“学运组”，以统一各学校内反动组织的领导。王焕彬提出这个议案以后，经郑洞国主持讨论决定，取消以前各种秘密组织，都归“学运组”统一领导。派王焕彬为学运组组长，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第一兵团政工处长王中兴为副组长，主持其事。

  会后，我就通知智学礼去见王焕彬、王中兴，叫他以后听从“学运组”的指挥工作，必要的经费仍由市政府拨补。“学运组”接管了以后，不久就大批逮捕了长春大学的革命学生。许多革命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遭到非刑拷打和屠杀。七月以后，加上没有粮食，长春大学实际上陷于停顿。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京就任总统。在长春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新七军和第六十军联合举行了一次阅兵典礼。由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布置。把一些残缺不全的美式武器，搬运到街上走了一趟。军政首领们，自郑洞国以下都出席了。表面上强打精神，实际上都已色厉内荏，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至于被迫去参加大会的民众，敢怒不敢言，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无声的反抗情绪。因此，大会在很短时间内就草草收场了。

  为了鼓舞士气民心，并确保飞机场安全，郑洞国策划了一次出击。五月十九日他命新七军暂五十六师向长春北面约六十里的小合隆镇出击。当天晚上收复了小合隆。这次出击是长春战役中唯一的一次（由新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由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共同行动）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在军队方面是给自己打一次强心针。

  二十二日蒋介石派来的两个视察员（一个叫李鹤廷，一个叫肖××，是前几天才从南京飞来长春的，这两个人可以叫做自投罗网，因为他们飞到长春以后，就被围困在卡哨以内，直到十月解放时被活捉）到前线去视察。我也率领市警察大队一部分摩托车开到小合隆去抚慰收复地区的民众。长春县长邹树椿也去了。

  我在那里逗留了半日，对那些被强迫来的民众乱说一通什么“蒋总统非常关怀你们，不久要派大军来救援，就要大举反攻”等话。吃过午饭，我们就赶快溜了回来。

  以后，才知道这是的诱敌之计，它把新七军一部主力诱到北面去以后，即以强大兵力，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合围，在二十四日一举解放了长春郊外大房身飞机场，新七军的一部主力匆匆从小合隆逃回。长春县长邹树椿逃跑不及，被俘获。

  从此，长春守军不得不全部龟缩到卡哨以内。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到十月十九日解放为止，长春没有再发生过什么较大的战斗。只有一次试探性的突围攻击和一些零星炮战。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占领了大房身飞机场，从此形成四面合围的局面。嗣后，长春粮源断绝，粮食问题，日趋严重。

  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究竟应该怎么办，我去见郑洞国，请他考虑，决定大计。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后来，第六十军、新七军六个师长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求速派大军赴援。蒋介石那时在庐山，给各师长一个复电，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但愿你们坚苦卓绝，支持到底”。

  同时，他给郑洞国一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城里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

  我说：“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够确保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这个本事。”

  接着我又说：“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

  郑洞国沉默良久，对我说：“命令中所说尽收民间物资粮食一项，决定不办，我负责电复总统，但对粮食还应有一个管理办法。”

  他当时指定我会同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省政府参事兼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拟定草案。以后，我们三人会商，由我执笔写出“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要点规定：准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九月底，剩余的粮食，应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本办法的，从严惩处，得处以极刑。

  草案拟定后，我们拿到郑洞国那里去逐条念给他听。经郑核准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会同吉林省政府公布。这个暂行办法，就是当时通称的战时粮管法令，也就是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具体步骤。

  在执行粮管法令中，我在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言出法随”的思想支配下，曾几次跑到市场去查访。有一次在南关市场查到好些不按规定粮价出卖粮食的，我即把查到的粮食按定价号召附近居民来排成队伍，规定每人买的数量，卖给他们，把钱交给粮主。其中有一个老人，有很少一点杂粮，也因超过定价，在被处分之列，那位老人向我请求，甚至跪下叩头，我都不允许。

  其次，在那个法令中规定：哄抬粮价，情节严重的，得处以极刑。有一次警察第三分局查获大东粮行三名商人，故意抬高粮价抢购，予以扣留，经查悉该行系代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省保安司令由郑洞国兼任，实际由副司令李寓春负责，这件事是李寓春与粮商勾结干的。

  我把案情报告给郑洞国，并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在执行粮管法令初期，如果不抓住典型，杀一儆百，办法就不能贯彻执行。”

  郑洞国同意我的说法，批准将这三名商人枪毙。第三天，我就把这三个人执行了。

  实际上，在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的情况，一般市民已无存粮，能囤积大批粮食的仅是驻军的中上级带兵官和军需人员，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大粮商。对这些人，郑洞国和我都有所顾忌，不敢招惹他们。因此，派出许多政工队员在各保搜索查挤余粮，其结果仅只骚扰了贫苦市民。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电令，裁撤吉林省粮政局，成立吉林省军粮筹购委员会。由郑洞国兼主任委员，曾泽生、李鸿、我和吉林省代理财政厅长侯景文兼副主任委员，由侯景文负实际责任。郑洞国并派长春市商会委员王元庆任委员兼主任秘书，秉承侯景文负日常事务之责。

  这个委员会也是执行“杀民养军”政策的一个主要机构。在那时外无粮源的情况下，所谓军粮筹购，实质上就是用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印刷的大额本票，搜劫卡哨内民间仅存的一些余粮来养活守军。

  初期，还由军粮筹购委员会买了粮食拨给军队；到七月后，买粮已很困难，索性就把大额本票发给各军自己去搜购。这个委员会变成转发中央银行本票的机构。七月以后，买不到粮食了，就逐渐开始直接到居民家里去搜索强抢了。特别是驻在警察第三分局管区内的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士兵，一见谁家冒烟，就去抢粮，搞得人民有一点粮食的，不敢举炊，怨气冲天，但敢怒而不敢言。

  根据郑洞国的请求，自六月起，空军派飞机从锦州向长春空投一些大米，接济军需。每天最多只有九架飞机来投，为数自是有限。又由于高射炮的射击，飞机不敢低飞，在高空投下，很多落到了卡哨外边；投到市区以内的，经常发生砸毁民房，打死居民的惨案。守军各部队又常为抢粮而斗殴。总的说，空投粮食，不过杯水车薪，仅成点缀。在长春的守军，是完全靠“杀民”的政策来活命的。

  七月下旬，蒋介石又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市卡哨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郑洞国转令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执行。在各个卡哨上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长一人，盘查进出人口和物资。从八月一日起强制市内人民出卡，不准再从卡哨外进来，被驱逐出卡的饥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粮食，都被军、警、特务搜劫一空。

  七月以来，卡哨内外，已开始有饿殍出现。七月下旬以后，市内一般居民家中已无存粮，开始以豆饼酒糟充饥。八月以后，豆饼酒糟也慢慢变得少，到九月中旬，酒糟豆饼等已经吃光。虽当中秋季节，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饥饿的人民，不得不纷纷抢搂树叶煮食，以资度命。

  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系绿树成荫，那时每天常有许多瘦骨嶙峋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在该处围墙四周抢搂树叶，该处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甚至举枪威胁，但也未能制止。在九月上旬，甚至会出现了卖人肉的惨案。

  从八月一日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十月十九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八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我曾建议“请中央运来黄金一万两，作为长春地区发行纸币的实物准备”，虽经郑洞国转电申请，但蒋介石迄不批准。因此，郑洞国从四月到十月，就以最高军事长官的职权，责令南京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大额本票，作为“购粮”和开支军政费用的手段，（在三、四月间曾由飞机运来票面为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给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四月以后，粮价飞涨，这种钞票已不够用了）。

  大额本票最初每张票面价额是一百万元，以后递加为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以至一亿五千万元。高粱米从三月每斤东北流通券一千元，飞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每斤二亿五千万元至三亿元。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未有的纪录。

  总之，从三月到十月的八个月中，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近十万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以外，就是这样用一堆废纸搜掠了卡哨内外约六十万人民的粮食和财物。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统治区更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千亿地汇出款项。

  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

  据我所知，在这次战役中，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则很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灯红酒绿、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听爷爷讲，就是在洪熙街 出的掐子，靠着在死人堆里捡的一小袋黄豆，活过来的。洪熙街，就是现在的红旗街。过了宽平大路，就算出了掐子了。